母亲的漫长往事

追溯我母亲的渊源，应该从我奶奶的苦难开始。

我都不知道，我奶奶的故乡、姓氏和出生。很早的时候，我奶奶就是滇西北地区小凉山彝族家的一个卑贱如草的奴隶。关于她成长中的饥饿、忧伤和病痛，我已经无法探寻。在长成为一个身材高大、健康优质的女奴之后，奶奶就与一个姓李的奴隶结了婚。在一个有着初升的月亮的晚上，我奶奶在她日夜劳作的苦荞地里生下了我母亲，而后在一个我不知道是否有月亮的晚上，我的爷爷，一个奴隶，他独自逃走了，留下怀里正抱着我母亲的奶奶。为了防止我奶奶也逃走，奴隶主又把我奶奶许配给了一个从永胜三川坝抢去的奴隶，也就是我现在的爷爷。

我奶奶生下我母亲以后，继续每天白天到很远的山谷里去背水。听说，她在途中要经过一座叫做药山的大森林，随时会遇上狼、熊等猛兽；晚上，她用石磨一勺一勺地磨荞面。磨够了荞面，第二天很早就起床，给主人做荞糕早点。我现在的爷爷是给主人伐木的，同时还负责烧山种荞的活儿。我母亲很小的时候，刚会做一点活计，就给奴隶主放羊。饥寒的侵袭无时不在，她已习以为常，但随时出现的豺狼却让她受尽了惊吓。听说她总是被它们吓得躲进荆棘丛里，或者蹲到高高的岩石上，等那些野兽离开了，才敢回到羊群身边，在寒风里继续放牧。小凉山解放的那一年，解放军攻打凉山的彝族奴隶主武装，激烈的交火就在母亲身边进行，枪炮和流弹没有伤及到她，却在她十多岁的心灵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恐惧。

小凉山解放以后，我奶奶和我母亲就跟着我现在的爷爷回到邻近的永胜县，也就是我现在的家乡。那年，我母亲十三岁。我奶奶和母亲随了我爷爷的姓氏，成了在村子里不算庞大的陈氏家族中的两个人，开始了她们崭新的平凡人的生活：她们再不是奴隶了。我现在的爷爷与我奶奶没有生下子女，他们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因此，在陈氏家族的许多人眼中，我奶奶和母亲仍是外族人，又因为她们是来自于彝族地区的奴隶，他们根本就瞧不起她们。因此，那借用的姓氏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太多的好处，她们的铺盖行李经常被人丢到院子里去。就这样，三个人战战兢兢地过了许多年。

我母亲二十岁的时候，第一次结婚，邻村一个姓吴的青年到我家做了上门女婿。那人没有生育能力，和我母亲没有生活多久，他们就离婚了。后来，又一个年轻人来到我家做上门女婿，也姓吴，他就是我父亲。我母亲跟我父亲生下了四个子女：我大姐、我二姐、我、我小妹。我父亲很早就死了母亲，他父亲是富农，经常被批斗，因此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以后，他们的行李被丢到院子里去的机会也就明显地增加了许多倍。于是，我父亲和我母亲当年凭着他们的年轻力壮，铁了心要建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他们天天到山上去伐木，硬是扛回了一所房子所需要的绝大部分木材，建了一所在当时村子里很气派的房子，开始了自力更生的生活。

大锅饭时期，我父亲和我母亲都很能吃苦，他们挣的工分在全村是除了村干部之外最高的，因而家里的情况比一般人家要好一些。每到青黄不接的时节，总有一些亲戚朋友来我家借米，有的到现在也没有还，大概他们早已忘记了。包产到户以后，我父亲和一些人开始秘密倒卖国民党时期的旧钞和烟土，不但把家里的所有积蓄都赔了进去，还坐了三年牢。他进去的时候我在读小学四年级，小同学都在骂我，说我有一个当囚犯的父亲。等他出来的时候，我初中快毕业了。我的童年时期，就是在父亲坐牢的阴影里度过的，我母亲一个人拉扯着一家人的生计。我从小喜欢看书，不喜欢干家务活，经常躲在我家楼上一个黑暗而隐蔽的角落读书，有了冲动，就写一些幼稚的小诗。我的写作兴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作为一个农家孩子，我的这种习惯让母亲伤心不已，她一方面要做大量的本来可以由我来做的活计，同时还要为我的学费发愁。气急了的时候，她就狠狠地骂我，让我跪在堂屋里的神龛前。家道中落的时候，我大姐辍学在家和母亲一起操挂家务，但是家境还是很紧张。我向母亲要钱的时候，她经常是先把我不听话的种种劣迹从头到尾数落一番，然后才慢腾腾拿出她那破旧的钱包，翻给我一些新旧不一的三块五块。我和小妹都怕她的唠叨，从不敢轻易向她要钱。

从我记事时起，我就发现我父亲经常打我母亲。我读初三那一年，我父亲和母亲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争吵起来，我父亲顺手操起一根钢砧就往我母亲头上砸，又把我母亲从床上拖到了地上，叫她滚。我母亲当时就被父亲打得昏迷了很长时间，在以后的日子里她开始经常头痛。也许，那一次我父亲的毒打，成了我母亲早逝的根源。还有一次是我读高三的时候，父亲又在厨房里用柴棒打母亲，还用脚踢母亲，母亲又一次昏死过去，如果不是村里人赶来拉开我父亲，母亲也许那时候就死了。后来，我想起我母亲时就想，她的早死也许是一件好事，她再也不用遭受父亲的毒打了。

我母亲去世前，我正在县城里补习高中。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梦，梦见我奶奶病得不行了，我们一家人围在她床前哭。从梦中醒来，我流着眼泪焦急地等着天明。天刚一亮，我就乘车向家里奔去，急冲冲地回到家里，发现奶奶没有病。那时候正是高考前几天，我准备在家吃过午饭就赶回县城复习功课。母亲不知我的匆忙，她听说我回来了，就背了些东西到离村子不远的街上卖了，切了两斤肉，说要给我补充营养。由于身体虚弱，她在回来的路上就晕倒了，在邻村一家店铺前面迷迷糊糊了坐了许久，才被闻讯赶去的大姐用手推车拉了回来。为了不让我分心，她让所有人隐瞒了病情。直到我在那个炎热的夏天考完了最后一门，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回到家，才知道我母亲已经病在家里十多天了。

此后的整个暑假，我都和母亲一起住在小镇的医院里，守着她，给她拿药，煎药，药水滴完了的时候，叫护士来换。没事的时候，我就不动声色地盼着高考成绩和录取消息。那时候，县里的广播电台正在招播音员，母亲知道后，说是我唱歌唱得很好，以前错过了考音乐学院，这次应该去试试。她就从她的医疗费里拿出二十块钱，让我去县城里报名。等我从县城里回来，母亲的病情忽然转危，于是就转到县医院去。母亲有晕车的习惯，因为身体虚弱，这次晕得更厉害，开车的师傅走走停停，很是不高兴。在县医院里，我、父亲和小妹三个人日夜轮换着守在她身边。父亲经常跑到隔壁病房睡大觉，鼾声很大。母亲在县医院里，开始的时候，我们叫她，她还能答应我，小妹就告诉她说，我已经考上大学了。当时，我的考分不是很高，但在全县文科考生中排名第十一，我想应该能上。还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我们就告诉母亲说我考上了。在亲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母亲对我们的回应里没有高兴的神情。母亲在县医院里晕迷不醒二十多天后，大姐、父亲、我和小妹在母亲床前商量着是否应该把母亲送回家去。我知道，送回家意味着什么。在母亲的身边，我的泪水打湿了她盖着的被子。

从县医院回来，母亲又被送进了她已经住了将近一个月的镇医院。再一次住进去以后，母亲发现房外老在下雨，到处是湿漉漉的水气。两个月的卧床不起，母亲的脊背处长了大片大片的褥疮，让人目不忍睹。终于，在一个中午，天空突然晴朗起来，医生又叫我们把母亲送回家去。于是，我们借了医院里的那副沉重的铁质担架，把已经只会呼吸的母亲抬上去，穿过镇里人来人往的街道，缓慢地抬回家去。行人们一个个向着担架上的母亲望，望着母亲在担架上与她们擦肩而过。在悲伤的笼罩中，我不知道她们都说了些什么。回到家里，我们一家人都不知道如何把母亲病危的消息告诉我奶奶，那个最疼爱母亲的人。直到母亲临终前，我们才把奶奶搀扶到母亲床前，让她最后再看一眼与她同在小凉山彝族奴隶主家为奴隶的女儿。当奶奶用她沙哑的声音，对着已经昏迷不醒了将近一个月的母亲，叫着母亲的乳名的时候，我和小妹泣不成声。屋外院子里，有村里人在帮我家做母亲的棺材，斧头、推刨、凿子的声音清脆得刺耳。

当我拔去插在母亲脚踝处的针后，母亲的颈动脉渐渐停止了跳动。按照乡里的习俗，在母亲弥留的时候，我，她唯一的儿子，把她抱在怀里，肩膀扶着她的头，就这么绝望地等着她的心脏和脉博渐渐停止跳动。我已经结婚成家的大姐忍着悲痛张罗着母亲的丧事，我二姐在我的肩膀后面，给母亲最后一次梳头。村子里一位老妇，在二姐给母亲梳完头后，给母亲洗身体。我发现，母亲已经是极度瘦弱了，肋骨一根根在皮肉的覆盖下高挑着，肚腹深深陷了进去，只剩下了腰骨。那天晚上，我们最后看了一眼躺在棺材里一床崭新的棉絮里的母亲沉静的面孔，棺材就盖上了。那一天是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二日，母亲才五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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