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菲律宾富人的恶梦

扇子宝贝

有时候想想，菲律宾也没那么“恐怖”，我们每天不是照样出门办事、上街买东西吗？也没遇到什么意外呀？可是只要翻开报纸，恐怖的气息就扑面而来。

举个例子，有一天我翻开菲律宾华文大报《商报》，发现头版除了评论、广告和图片之外共有四条新闻，其中三条是关于绑架、抢劫案的，而且刚好是三起华裔妇女被绑架、抢劫的案件，标题分别是：“遭绑架华裔女医生成功逃脱绑匪魔掌”、“马尼拉市遭绑架女华商匪徒索赎2000万（约40万美元）”、“（大马尼拉）奎松市女华商钱庄被劫五十万现金”。而其余的一条也与绑架有关，是女总统阿罗约“会见华文媒体成员，保证在一年内致力解决治安问题”。如果一份当地主要报纸的头版消息全部与治安犯罪有关，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能不害怕吗？

绑架已经成了菲律宾的“特色”恐怖活动。菲律宾的绑架活动之猖獗全球闻名，就连一些菲律宾人都开玩笑地称自己的国家为“世界绑架之都”。

其实，菲律宾的绑架活动很早就有，并非这两年才开始，只不过有的时候打击得力，不那么猖獗而已。菲律宾的绑架事件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在大马尼拉及其它城市绑架商人，特别是华裔商人或其家眷以勒索赎金，第二类是阿布沙耶夫组织及其它穆斯林****武装制造的绑架事件，第三类是其它一些****武装或小犯罪集团因各种不同动机制造的绑架事件。

受害者在绑匪手中的待遇不尽相同，有的惨遭凌辱，被虐至死，也有的可以得到热的食物和衣服，甚至可以提一些特殊要求，关键看绑匪的心情。但绳索加身、蒙黑眼罩等一般都是少不了的，这也是受害者在洞黑的枪口逼视之余从心底产生恐惧的额外因素。经历过绑架的人说，那种惊悸的感觉几年都无法消除，甚至伴随终生。一位绑架受害人已经移居香港好几年了，可至今一见到有车辆突然挡在面前就本能地想跳车逃跑。

靠绑架带来财富本身就是一件很荒唐的事，可还有更荒唐的。有的绑匪甚至和受害人商量：“你说我们要多少赎金合适？”还有的绑匪在得到赎金释放人质之前，非要人质推荐下一个目标，绑匪们下一次就去绑架那个人。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绑架的目标不仅仅是华人，2002年曾有媒体发出警告，非华裔菲律宾人被绑架的人数也在增加。2002年最轰动的案子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众议员莱德斯玛的一双儿女在上学途中被绑架，4天之后获释。有媒体披露，莱德斯玛交付了500万比索（近10万美元）赎金。36岁的莱德斯玛是本家族亿万财产的继承人，妻子几年前去世，正和女红星阿松塔谈恋爱，准备结婚。两人都是曝光率极高的人物，所以莱德斯玛的儿女被绑架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总统阿罗约亲自指挥营救行动。两个孩子获释后，阿罗约接见了这一家人，承认这起事件给菲政府维护社会治安的形象极大地抹了黑。

菲律宾有一个著名的民间反犯罪组织“市民反罪恶行动委员会”，以仗义执言、敦促政府打击犯罪而立身。据该组织统计，2003年前10个月共发生绑架案110起，150多人被绑架，也就是说平均每2．4天有1人被绑架，特别是2003年9月、10月，绑架犯罪达到新高潮，平均每天发生一起绑架案。

该组织以前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2001年1月至9月菲律宾全国发生的绑架案就达90起，绑匪共勒索赎金1．4亿比索（约280万美元）。2002年仅1月1日至5月5日，全国就发生绑架案43起，有80名受害人，绑匪共勒索到赎金5270万比索（逾100万美元），其中大马尼拉地区有57人被绑架。

“市民反罪恶行动委员会”的统计数字比警方的统计数字高不少，因为有些人出于恐惧等心理，不愿报告警方，而是私下付赎金了事，这些私了的案例没有包括在警方和政府的统计之内。

该组织负责人说：“想想看，平均每个月有10名商人或其家人被绑架，交付上百万比索赎金后才能获释。如果我们国家的执法人员连自己的公民都保护不了，我们如何吸引外国游客和投资者呢？”

绑架事件频发的问题严重影响菲律宾的国际形象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与此同时，也给菲律宾的旅游业和政府吸引外资的努力造成重创。美国、英国等国家纷纷向本国公民发出警告，提醒到菲律宾旅行的人注意安全。吸引外资是菲政府工作的重点目标，但F·B现象、基础设施欠佳等问题本来已经给吸引外资带来一定障碍，如今人身安全也成为外国投资者的忧虑之一。

被绑架的外国人当中，不仅有中国工程人员，还有新加坡、英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家的商人、游客、传教士等。2001年11月，法国大使的夫人和司机被绑架，不过绑匪得知其身份后，两小时后就将其释放，声称“绑错了人”。2002年5月，德国使馆的女一秘在中部一个度假村被绑架，这位带着丈夫去旅游的女外交官按照绑匪的要求，每天从信用卡中提出最高限额的现金，几天后帐户里的钱全取光了才获释。这只是比较知名的两起案件，其它不为众人所知的案件不知还有多少。

菲美人寿保险公司很会做生意。面对这种形势，该公司推出了“绑架险”，投保1万美元的客户如果被绑架了，可以获得100万美元的保金，这笔钱将用于营救和付赎金。该公司告诉客户，千万不可以向他人宣传：“我已经买保险了，不用再担心被绑架了”，因为要是被绑匪知道了，肯定得对此人动歪脑筋。

一个专栏作家曾经跟我说过：“下次政府发言人或军方告诉你，他们已经把绑架团伙消灭了，你千万别信他们的话，而是要继续采取一切防范措施，包括买绑架险─—如果你能负担得起的话。当然，如果你负担不起，也不用担心，因为你大概不会被绑匪看上。”

我虽然没钱，但可以一目了然地被划入“外国人”之列。在绑匪的眼中，外国人所属的机构或国家应该为人质付赎金。我不敢想如果有一天我被绑架了，新华社能不能拿出这样一大笔钱来。我曾经开玩笑地问分社首席记者，如果万一我被绑架了，他打算如何营救我。这位一贯认真负责的顶头上司想了想说，分社的这点钱肯定不够付赎金，只好用他自己的命去换。当时真令我感激涕零！2002年我老公去菲律宾探亲，临行前，他的同事和他开玩笑说：“咱们单位可没钱，拿不出赎金，所以你在马尼拉出门一定要小心。不过万一被绑架了，也不要着急，要相信同志们一定会救你的，就是拖个十年、八年也绝不会放弃。”

有时候，我会这样安慰自己：不要怕，听说绑匪们对人质一般都还不错，有的还会拿零食给抓来的小孩子吃，陪人质一起看电视等等，因为他们只希望得到赎金，大多不会伤害人质。可是，我马上又会想到，如果交不出赎金怎么办？下场会不会很惨？2001年曾有一名叫刘小娟的女华商，被绑匪残忍杀害，只因她的外甥没有痛快地答应付赎金。

在菲律宾有各种各样的“防绑架高招儿”。加德士石油公司曾经在马尼拉办了一个“驾车防绑架”的讲座，请专家教授如何利用汽车作武器，同绑匪进行搏斗。因为绝大多数绑架案都发生在大街上，绑匪摸清受害者的行踪后，等在半路，受害者的车经过时，绑匪上前拦截，用枪逼迫受害者本人或司机打开车门，将受害者劫持。所以加德士公司的专家告诉人们，平时要养成上车就锁门的习惯，见到有人拦劫不要停车，尽可能绕过障碍物，开到人多的地方，或者使劲按喇叭，引起附近过往行人的注意。专家还嘱咐，闲着没事儿的时候别忘了练练180度大转弯，说不定哪天就能派上用场。

在“绑架”、“赎金”、“人质”成为各路媒体上常见词汇的同时，枪杀、抢劫等事件更是多得数不胜数。警方从来没有公布过这方面的统计数字，但人们不难从频繁的媒体报道上得到这样的印象。

2001年12月18日，中国地质工程公司项目会计王桂林在马尼拉北边的新怡诗夏省惨遭匪徒抢劫杀害。据调查，王桂林当天中午11时左右前往开户银行取款，取完钱返回途中，车刚开出1公里，就遇到两名持枪匪徒拦截。一名匪徒上车后占据司机位置，另一名匪徒强迫王桂林及同行的菲律宾人司机和会计助理抱头俯地，要王桂林交出刚从银行提取的现金。车又向前行约7公里后，匪徒向王胸部、腹部和头部连开三枪，王桂林当场死亡。匪徒抢走了110万比索（约2万美元）现金、两部手机和所乘的客货两用车。

听王桂林的同事说，他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年仅37岁。在他的葬礼上，挂在棺木上的一帧书法习作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他11岁的儿子王斯畅抄给父亲的，表达了一对身在异乡的父子之间的深切思念。

马尼拉的银行、珠宝店一般都有佩枪的保安人员把守出入口，但还是经常发生抢劫事件，有时保安还没来得及掏枪就被抢匪击毙，银行工作人员只得乖乖把钱交出来。我曾听菲律宾第一大银行─—首都银行的一位经理说，为了防止抢劫，他们从不敢事先告诉运钞车司机开车的时间和目的地，也不允许司机、押运保安随身带手机，只有个别经理知道哪辆车要运钱到哪里，到出发前的最后一秒才告诉司机车往哪个方向开。

马尼拉有一个出名的“阿提万帮”，专门与外国人搭识，然后偷偷在酒水饮料里放入一种叫“阿提万”的催眠药，等受害人昏睡过去之后将其洗劫一空。2002年8月，一名韩国使馆的三秘被“阿提万帮”迷倒后，在昏迷的情况下被自己的呕吐物呛死，成了韩国第一个在常驻地死于非命的外交官，引起很大的社会震动，韩国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一定要将凶手绳之以法。而此案披露后人们才得知，一名以色列外交官和一名法国外交官也曾是“阿提万帮”的受害者。

2002年8月，我随外国记者团去菲律宾南部城市三宝颜访问，当我向记者团负责人申请离队买饮料的时候，那位年龄比我还小的菲律宾女记者像嘱咐幼儿园的孩子一样关切地嘱咐我：“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噢！”